比窦娥还冤盘点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冤案

2019-10-21 19:53:39

比窦娥还冤盘点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冤案

第一案,名为浮尸案

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。楚平王要杀伍奢,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,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。哥哥伍尚说,父亲召我,若求生不往,为天下耻笑。弟弟伍员说,俱死无益,不如奔他国,借力雪耻。伍奢与伍尚俱被杀,伍员四处逃亡。后来逃到吴国,吴王阖庐,重用伍子胥,国家日趋富强,由此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,一个弱国,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。

吴国攻破楚国国都,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,出其尸,鞭之三百。伍子胥“倒行逆施”,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,毅然逃亡,历尽艰险,最终掘墓鞭尸,报仇雪耻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,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。

吴国的辉煌,仅是昙花一现。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,重用奸臣伯否,疏远伍子胥。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,一心灭吴,吴国亡在旦夕。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,数次进谏,“越王为人能辛苦,今王不灭,后必悔之。”夫差不听,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,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。

刚烈的伍子胥,刎颈之前,对其舍人说,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,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。夫差得知此话大怒,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,浮尸江上。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。夫差临死时“掩其面”说:“吾无面以见子胥也”。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,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,命此山为胥山。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,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,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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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,名为“兔死狗烹案”

越王勾践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。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,没有这种非凡的、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。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,还需要大智慧。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,勾践与范蠡、文种,君臣戮力同心,成就了大事业。勿以成败论英雄,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。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,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。越国灭了吴国,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,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:“蜚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

越王为人长颈鸟喙,可与12345678910下一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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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,名为“车裂案”

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“变法革新”,最成功的要数“商鞅变法”。商鞅成功,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,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。一开始,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。悬赏五金,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,“民怪之,莫敢徙”。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,有人做到了,立刻兑付了赏金。“民怪之”,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。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形象。于是推行新政。

新法很难执行,因为大家都反对。碰到太子犯了法,商鞅曰: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”。“刑其傅公子虔,黥其师公孙贾”。太岁头上动土,商鞅之胆略可见。“明日,秦人皆趋令”。我们今天的改革,碰到最大的难题是“执行难”。法令如果不能执行,就是一张废纸。“法之不行,自上犯之”,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,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。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,“行之十年,秦民大说”,变法最终取得成功。

商鞅变法之前,“秦僻在雍州,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,夷翟遇之”。雍州位于陕西西部,所处环境,十分偏僻、闭塞。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。“诸侯卑秦”。变法之后,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,诸侯惧之,称为“虎狼之国”。到后来,秦始皇扫灭六国,完成统一大业。若论统一大业,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,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,秦孝公死后,他四处逃亡,走投无路,终被秦惠王捉住,受了车裂之刑。历来的改革者,少有好结果。战国时的吴起,汉代的桑弘羊,唐代的王叔文、柳宗元、刘禹锡,宋代的王安石,清代的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,都不得好下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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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,名为“无兵造反案”

汉代韩信之死,最令人同情。高祖五年,楚汉决战垓下。开始韩信、彭越不到,刘邦大败,“深堑而守之”。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,愿与韩信、彭越“12345678910下一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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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,名为“聪明误”

世上什麽最有力量?当然是权,有了权就有了一切。最大的权是皇权,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”其次有力量的是钱,老百姓说,有钱使得鬼推磨。现在的说法是,“利益驱动”。还有一种力量,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,那就是“势”。有关“势”的研究和学说,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。韩非子说,“故善任势者国安,不知因其势者国危。

韩非子将“势”与法、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。在其《难势》等篇章中对“任势”之理作了精辟的阐述。近人有郭沫若的《十批判书》也曾论及韩非子之“势”。春秋战国,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,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。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。细读韩非子,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,视野之开阔,立论之缜密,引喻之精博而叹服。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,说:“嗟乎,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也!”韩非子到了秦国,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,向秦王进了谗言,将韩非子害死狱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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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案,名为“忧愤悲歌”案

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,死时年仅五十七岁,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。政和二年中进士,官至监察御史,“以言事忤权贵”,被迁为起居郎。生性刚直,容易得罪人,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。宣和元年,上书力陈国事,“朝廷恶其言”,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。脾气不改,又得罪人,再给一棒。宣和七年,被任命太常少卿。金兵南下,宋徽宗胆怯。李纲“刺臂血上书”,请徽宗禅位太子。如此大胆,实在少见。

钦宗即位。靖康元年,金兵过黄河,局势危机,徽宗南逃,钦宗也想跟着跑。满朝文武,个个畏敌如虎。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。李纲挺身而出,力挽狂澜,主张坚守抗战,并且临危请命:“陛下不以臣庸懦,倘使治兵,愿以死报!”钦宗为其感动,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。李纲甫上任,下令,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。李纲厉兵秣马,调配军队,修整军械。金兵攻城不下,只好退兵。这就是著名的“李纲守东京”的故事。

李纲运筹帷幄,准备大举反击。有姚平仲急于邀功,受了小挫,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,钦宗罢了李纲的官。消息传开,京城军民“不期而集者数十万,呼声动地”,为李纲请命。钦宗无奈,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,重负守城之责。不久,以“专主战议,丧师费时”之罪,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。金兵再来的时候,钦宗觉悟“和议之非”,又想起李纲来了,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、领开封府事。

高宗即位。任李纲为宰相(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)。李纲锐意革新,改革弊政,充实国库,整顿军备,准备北伐。其坚决抗战的主张,遭到黄潜善、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,被视为眼中钉。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,放逐鄂州。十几年来,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,屡遭贬谪。

三个皇帝,徽宗、钦宗、高宗,一个比一个昏庸。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、投降派,蔡京、童贯、梁师成、李彦、朱勋、李邦彦、蔡懋、唐恪、耿南仲、张邦昌、汪伯彦、黄潜善等,把持朝政,迫害忠良。大厦将倾,独木难支。绍兴十年,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。为什麽,忠与奸的斗争,如此艰难,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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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案,名为“莫须有”案

岳飞这个名字,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,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?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论。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,早些年,人们经过秦桧像时,都要啐上一口。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,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。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,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,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。世人皆知,是秦桧害死了岳飞。

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。他在一首《满江红》中说,“念徽钦既返,此身何属?千载休谈南渡错,当时只怕中原复”。说的是高宗,只怕收复中原后,徽钦二宗回来,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。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害死了岳飞。所以,跪在岳飞墓前的,应当是高宗。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,皇帝去跪臣子,不合规矩。中国人最讲究规矩,圣人曰:“君君、臣臣”,上下有序。“臣罪当诛兮,吾皇圣明”,一切过错都在臣子,皇帝总是圣明的。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这句话乃是天经地义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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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案,名为“谋逆”案

明朝的太监,时常在朝廷中作祟,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。英宗时闹出“土木之变”。土木之变”,“劲甲精骑”死伤数十万,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。人心惊恐,军无斗志,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,主张放弃北京南迁。危难之际,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,严厉斥责投降派,坚决主张抗战。

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,一面调集各路军马,部署北京保卫战,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。蒙军围城,激战五天,终被击退。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,赖于谦之力,力挽狂澜。此后,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,君臣一心,革除弊政,建立新军,加强边防,国力稍振,敌寇不敢入侵。世事无常,祸生不测。本是大好局面,突然急转直下。景泰八年,发生了“夺门之变”。

先前,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,奉为太上皇。景泰八年,代宗病重,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,“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”。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,宣布太上皇复位。以“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”为罪名,坐《谋逆律》,斩于谦於市。抄家的时候,发现于谦家“无余资”,没有钱。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,打开一看,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。

当官多年,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,如此清官,实在罕见。于谦一死,蒙军再来犯,皇帝就后悔了。旁侍的官说:“使于谦在,当不令寇至此。”帝为默然。《明史》说于谦“当国家之多难,保社稷以无虞,惟公道之独恃,为权奸所并嫉”。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。说得非常贴切,天下广为传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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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案,名为“反间计”

袁崇焕这个名字,因为金镛的缘故,广为人知。明天启六年,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。经略高第、总兵杨麒拥兵不救。一座孤城,很少的兵力,由袁从焕率领,英勇抗敌。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的战例。结果金兵被击退,努尔哈赤负重伤,并于是年死在沈阳。

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。自此,金兵闻其名而胆寒。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,崇祯时,再升为兵部尚书、蓟辽总督。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,宁远、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。天启七年,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,被袁崇焕击退,损失惨重。雄心勃勃的皇太极,一心要攻明,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,大伤脑筋。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。

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,深谋远虑,为皇太极献计,绕过袁崇焕,取道蒙古,以趋直隶之背。皇太极亲率大军,一路畅通,包围北京。袁崇焕率兵入援。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,用范文程反间之计,四两拨千斤,大获全胜。现在看来,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,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?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“悄悄耳语”,说今日撤兵,与袁崇焕有密约,里应外合,成就大事。杨太监“佯卧”,“窃闻”其言,回去报告给崇祯。崇祯深信不疑,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。

十二月下狱,次年八月杀袁崇焕。籍其家,无余资,是一个清官。袁崇焕不死,清兵很难入关。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,这根柱子一倒,再无人可以替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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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案,是“百日维新”案

百日维新,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,结果慈禧发动政变,光绪被囚於瀛台,维新党如鸟兽散,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。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。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?

其一,依照牛顿第一定律,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。中国这个国家,最大特点,是质量太大。五千年历史,积淀太厚,如泰山,更兼数亿人口,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。如此巨大的质量,其惯性超乎想象。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,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,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,谈何容易。有一本《趣味物理学》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,那将是一场灾难,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。因此,要想改变中国,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。

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,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,二者结合,就要旋转乾坤。康有为说:“守旧不可,必当变法;缓变不可,必当速变;小变不可,必当全变。”就是这个“速”字,导致其最终失败。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,批评其兄:“伯兄规模太广,志气太锐,包揽太多,同志太孤,举行太大,……而上又无权,安能有成?”恰是一语中的。

在中国,任何激烈的变革,都是不适宜的。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,猛烈地改变中国,因为它的质量太大。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,这是不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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